三方合纵，一汽红旗或将落子欧洲

最新消息显示，一汽红旗正加速推进海外关键布局。品牌携手零跑，与Stellantis开启深度商业谈判，计划落地西班牙萨拉戈萨工厂整车组装项目，借此落地红旗在西欧的首个生产基地。

一汽作为红旗母公司，与Stellantis同为零跑重要股东。这种稳固的资本合作关系，为多方协作落地夯实基础。依托Stellantis现成制造产能，红旗无需投入巨额资金新建工厂，快速落地欧洲本地化生产，支撑2028年在欧洲25个国家投放15款新能源车型的既定规划。欧洲市场的产能落地与产品投放，将直接服务于红旗2030年百万台年销目标，以及海外市场10%的销量占比要求，撑起品牌全球化增长的重要增量。

借船出海落子欧洲

2025年末，一汽以37.44亿元完成对零跑的战略注资，叠加Stellantis21%的持股比例，构筑起零跑独特的股东格局。深度资本绑定之下，零跑打破国企车企、跨国集团与自研技术体系之间的壁垒。合作框架之内，零跑向红旗开放成熟纯电平台，帮助豪华品牌缩短研发周期；依托股东合作关系，推动红旗入驻西班牙工厂实现本地化造车；同时联动Stellantis协同研发，为欧宝打造全新电动SUV产品。

凭借多元灵活的合作模式，零跑在传统车企与头部新势力的竞争夹缝中，找到了独属于自身的生存路径。欧洲整车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持续凸显，Stellantis已着手评估欧洲四座工厂的出售与共享方案。萨拉戈萨工厂承接零跑、红旗两类全新订单，顺利完成燃油车产线向新能源制造的平稳过渡。

聚焦Stellantis自身经营现状，连年大额亏损背景下，盘活闲置产能、补充经营性现金流，已是当下最现实的经营诉求。萨拉戈萨工厂具备30万辆年产能，在岗员工约五千人。伴随传统燃油车型需求收缩，集团电动化转型节奏偏慢，大量闲置产线长期侵蚀整体经营利润。

按照既定规划，零跑全新车型将于今年四季度在该工厂投产。一旦红旗组装合作敲定落地，工厂产能利用率将进一步提升。代工业务带来稳定制造收益，既能缓解基地运营压力，也能维系区域就业稳定，兼顾商业经营与属地社会责任。

产能协作之外，技术互补是双方合作的深层逻辑。欧洲车企深耕燃油车技术多年，体系积淀深厚，但在三电系统、纯电专属架构等新能源核心领域短板突出。国内新能源车企多年技术积累，恰好补足这一产业缺口。Stellantis引入中方成熟电动技术，赋能欧宝、菲亚特等品牌电动化迭代，有效规避自主研发的高昂成本与漫长试错周期。

电动化转型浪潮下，行业不确定性加剧，破除企业壁垒、推进轻量化协同合作，正在成为车企控制转型成本、对冲经营风险的主流选择。

中国自主汽车出海2.0

对红旗而言，此番联动Stellantis与零跑达成三方协作，目标清晰且务实：以轻量化投入，切入竞争激烈的欧洲市场。直接复用零跑LEAP3.5智能电动平台，省去底层架构漫长研发周期，整体研发成本可压缩约10%，新车投放节奏显著加快。共享萨拉戈萨现有产线资源，多品牌共线生产模式持续摊薄固定生产成本，让红旗的欧洲本土化布局，从起步阶段就具备稳定的财务健康度，远比重资产新建工厂的扩张模式更具现实优势。

成本之外，品牌建设才是红旗出海的核心难点。欧洲消费市场对中国汽车的固有认知，长期局限于高性价比标签，想要站稳豪华细分赛道，扭转固有偏见是必经之路。本地化生产模式，能够依托欧洲本土制造资质建立品质认知，逐步消解海外消费者对于国产车型的质量顾虑。

本地化布局带来的短交付周期、高效售后响应能力，更是豪华汽车服务体系的核心标配。完善的属地化服务能力，也是红旗在欧洲市场沉淀用户口碑、建立品牌信任的核心抓手。

产品端，红旗规划的15款新车包含多款混动车型。欧盟针对插混车型征收10%基础关税，这也为品牌创造了差异化布局空间。纯电车型依托西班牙本地生产，规避高额附加关税；混动车型则结合区域政策与市场需求，灵活选择进口或本地组装模式，有效分散经营风险，适配欧洲不同区域的消费环境与法规要求。

红旗借助Stellantis的产能落地，零跑输出技术获得收益，Stellantis则靠闲置产能变现、补齐电动化短板，三方形成了各取所需的共赢生态。这不再是中国车企单纯“卖产品”的出海1.0时代，而是以“技术+资本+产能”深度协同的2.0模式，更为长安、东风等同行提供可借鉴的路径，推动中国汽车在全球产业链中实现角色升级。

百姓评车

红旗、零跑与Stellantis的这场三方合作，是一次基于资本纽带、技术互补与产能共享的深度利益绑定。在关税壁垒与电动化转型的双重挤压之下，三者共同走出了一条差异化共生路径：豪华品牌借道完成欧洲本土化落地，跨国集团盘活闲置产能补齐技术短板，新势力则凭借平台能力找准自身产业定位。

这也说明了全球汽车产业的合作逻辑正在重构。当贸易壁垒高筑，“产品输出”模式承压时，“技术+资本+产能”的协同出海，成为破局的关键。这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正从全球市场的参与者，向“资源整合者”与“规则共建者”的角色跃迁。